1949年1月，我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编。这次整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正式命名了四大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部队。然而，在四大野战军的命名上，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应兵力最为庞大的东野，竟然被命名为第四野战军，而兵力最少的西野，反而被命名为第一野战军。活跃于南线的中野被命名为第二野战军，而负责捍卫京畿重地的华北军区部队，作为“御林军”和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虽然实力雄厚，但出于战略需要未立即组成第五野战军。

那么，为什么第一野战军的番号没有给兵力更多的东野呢？我军四大野战军的番号排序，是有着深刻的考量，究竟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一”一词往往代表着最强和最具威信的象征。在三大战役即将结束，长江即将被跨越之际，我军对210万野战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次整编实际上是对一年前五大战略集团初步整编的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一年前，五大野战军的命名遵循了地域特色的原则。彭总麾下的西北野战军由120师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基础，成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则以129师和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为基，成为中原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山东留守八路军主力组成；东北野战军则由115师和新四军第3师组成。

而这一年的整编，战斗序列开始趋于正规化，采用了数字编号来对各个战斗序列进行标定。事实上，五大战略集团的番号排序有着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根据各野战军的历史长短、兵力大小、地理位置，或者从中央到地方的顺序进行排列。

首先，如果按历史长短排序，东野作为源于红一方面军，历史最为悠久，因此最有资格被称为第一野战军；而源于鄂豫皖的中野，可称为第二野战军。以此类推，彭总的西野则为第三，华野则名列第四。至于华北军区，它的历史背景相对较短，主要是在抗战期间及其后期逐渐发展起来，因此若按照历史排序，它可以算作第五野战军。

其次，如果按照兵力大小来排序，东野的兵力最为庞大，达到百万以上，可以名列第一；华野紧随其后，总兵力超过80万，可名列第二。其余的三个野战部队，兵力相对较少，其中华北军区的兵力排名第三，约为34万。中野排在第四，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兵力曾达到40万，但由于连年征战和补充有限，战后人数恢复到28万。最后，西野兵力最少，仅为15.6万人，长期处于兵力不足的状态，主要与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定位有关。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军从来不以兵力来衡量一支部队的英雄气概。除了按历史、兵力或地理位置排序外，另一种排序方式是按地理位置从东方到西方进行排列。根据这种思路，东野应排在第一，华野第二，中野第三，华北军区排第四，西野则排第五。然而，最终的决定是，西野作为第一野战军，而不是东野。这一决定的背后可能有更深的考量。

有人认为，四大野战军的排序与它们距离指挥中心的远近有关系。西野作为我军指挥中枢的所在地，从长征到陕北，再到1948年华北军区的西柏坡，主席及决策层曾在此驻扎了长达12年之久。因此，西野作为“御林军”的角色时间最长，最终命名为第一野战军。与此同时，刘邓的中野、陈粟的华野、林总的东野，它们距离指挥中枢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而，主席将第一野战军的番号赋予彭总的西野，可能有其他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彭总作为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副总司令，西野完全有资格担任第一野战军；其次，西野及其前身在保卫延安、抗击胡宗南的战役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再次，长征后期，彭总在整体战略大局中做出舍弃小我、顾全大局的决策，将红三军团融入红一军团，体现了我军强调大局观念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我军的四大野战军并非某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同的野战军根据战局的需要，始终保持紧密的协同作战。例如，进军大西北时，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支援西野，而进军中南时，二野的兵力协同作战；解放西南时，林总的7个师被调动至二野。抗美援朝期间，虽然彭总只指挥了第一军，但其他野战军的兵力也参与了轮换作战。

四大野战军的命名，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兵力、地理等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作战任务的分配。西野的主要任务是捍卫大西北，刘邓的二野负责解放西南，陈粟的三野承担解放华东的重任，林总的四野则负责东南和中南地区的解放。尽管它们的实力有所差异，但每一支部队的战略地位都是至关重要的。

主席还预留了将华北军区升级为第五野战军的计划，但由于渡江战役后的形势变化，华北军区的部队能够安心驻守京畿一带，未立即实行此项调整。1949年1月的整编结束后，四大野战军的番号定为一至四野，划定了各部队的战斗区域和战略任务。